第656章 悔之晚矣（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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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恪手握司法大权，人证物证俱在，罪名已然拔高到“藐视朝廷”的层面。
他徐家势力再大，终究是民间力量，怎能与代表国家机器、且深受皇帝信任的封疆大吏公然抗衡？
那无异于以卵击石，还会给徐阶在朝中带来巨大的麻烦。
绝望之下，徐陟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京城的弟弟身上。
他再也顾不得什么家主体面，几乎是扑到书案前，颤抖着磨墨，字迹潦草地开始写信。信中再无之前的从容算计，只剩下惊慌失措的求助与深深的自责：
“……阶弟吾兄：兄愚钝，未听贤弟忠言，致有今日之祸！那陈恪……实乃虎狼之心，其意非在崇右，而在坏我徐家根基，践踏士林体统！如今其罗织罪名，欲置崇右于死地，兄在此已是束手无策，进退维谷……盼弟速思良策，或于御前转圜，或遣重臣施压，救崇右于囹圄圄，保我徐家颜面！兄陟，顿首再拜！”
信使带着这封沉甸甸的求救信，连夜快马加鞭赶往京城。而徐陟本人，则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困守在这小小的院落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和恐惧。
与此同时，上海府衙内，陈恪的行动比徐陟想象的还要迅速和果决。
他深知，既然选择了硬碰硬，就必须速战速决，绝不能给对手在暗地里运作的时间。司法程序固然重要，但涉及徐家这样的敏感对象，必须将事件迅速公开化、透明化，置于阳光之下，这样才能最大化地掌握主动权，也让嘉靖皇帝不至于陷入被动。
他立刻召集相关书吏，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所有卷宗：包括周福贵等人最初的诉状、徐崇右当堂咆哮的衙役证词、其在狱中屡次辱骂朝廷命官的狱卒记录、以及徐家试图用钱收买苦主的相关线索。
人证物证，形成了一条清晰、无可辩驳的证据链。
接着，他亲自口述，由首席幕僚徐渭执笔，撰写了一份措辞严谨、逻辑缜密却又暗藏机锋的奏疏。奏疏的核心，并非简单陈述案件经过，而是巧妙地将徐崇右的个人行为，提升到了挑战上海治理成果、藐视朝廷法度的高度。
在奏疏中，他写道：
“臣陈恪谨奏：窃见上海一隅，自陛下圣断开海以来，赖陛下洪福，百业初兴，商贾云集，渐成国家财赋之新源，海疆安靖之屏障。
此皆陛下励精图治，中兴伊始之象也。
然，总有奸顽之徒，视王法如无物，恃家世而妄为。如钦犯徐崇右者，咆哮公堂于前，辱詈詈朝廷于后，其行径非止侵害良善，实乃撼动陛下钦定之上海法度根基……臣受陛下重托，总督此地，安敢因私废公，畏势枉法？
若此风一开，则陛下心血毁于一旦，中兴之业徒留笑柄……故臣不揣冒昧，严究其罪，非为私怨，实为严明律法，以正视听。
上海乃陛下之心血所系，安容此等宵小肆意妄为，玷污圣治？”
这份奏疏极其高明地将嘉靖皇帝拉到了自己一边。
它提醒嘉靖，上海的成功是“嘉靖中兴”的标志性政绩，而陈恪维护上海法度，就是在维护皇帝的权威和政治成果。
处置徐崇右，不再是一件普通的民事纠纷，而是扞卫皇帝面子和政策的政治行动。
奏疏写毕，陈恪立即用上最紧急的渠道，以上海知府和靖海伯的双重身份，六百里加急，直送京城通政使司，并副本直递司礼监。
他要确保这份奏疏，能以最快的速度，摆到嘉靖皇帝的御案之上。
就在徐陟的求救信还在路上狂奔时，陈恪的“先手棋”已经抢先一步，将这场上海滩的纠纷，变成了摆在嘉靖皇帝面前的一道关乎“嘉靖中兴”颜面的政治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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