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4章 持续发酵（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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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两种看法颇具市场。
一种认为，既然陈恪权势源于东南，其根本在于军权与财权的独立，那么朝廷不妨采取“温旨慰留，实夺其权”的策略。
具体而言，可以皇帝体恤功臣之后为名，召陈恪独子陈忱进京，授予清要官职，表面是恩宠，实则是人质。
陈恪仅此一子，且年幼，与当今皇帝年龄相仿，早年亦曾有机会一同读书玩耍，有此渊源，给予官职显得顺理成章。
只要陈忱在京，陈恪在东南行事必然投鼠忌器，许多手段便不敢轻易施展。
此计看似怀柔，实则暗藏机锋。
另一种建议则更为直接激进。
他们认为陈恪连续上疏，已显不臣之心，朝廷不应再纵容。
应当明发旨意，召陈恪进京述职。
借口可以是皇帝欲咨询东南海防、新政得失，或是借庆典等名目。
只要陈恪离开东南老巢，进入北京，便是虎落平阳。
届时或罗织罪名，或明升暗降，一举将其拿下，彻底解决东南之患。
持此论者认为，陈恪一切权威皆来自先帝，来自朝廷任命，他自身并无公然造反的资本和胆量。
一旦脱离军队和地盘，便是寻常勋贵，可任意处置。
这些建议，或多或少，通过各种渠道，也传入了张居正的耳中。
他面色沉静地听着幕僚的汇报，或是阅读着某些心腹私下呈递的条陈。
对于召陈恪之子入京为质的建议，他未置可否，但心中认为此计过于想当然。
陈恪是何等人物，岂会看不穿这等浅显的羁縻之策？
以其政治智慧和敏锐度，必然能一眼看穿此举名为恩宠、实为人质的本质。
以其性格与掌控力，未必会就范，强行下旨反而可能立刻激化矛盾。
用如此直白简单的手段去算计一个从底层摸爬滚打至权力顶峰的政坛宿将，成功的可能性极低。
而对于召陈恪进京述职，然后一举拿下的建议，张居正更是在心中直接予以否定。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天真，简直是愚蠢。
持此论者，完全不了解陈恪在东南的真实根基，也不理解政治博弈的复杂性。
陈恪不是毫无根基的寻常官员，他的权势，固然有皇帝任命赋予的合法性，但更多是建立在实打实的军功、十年经营打造的军政体系、与勋贵集团的联盟、以及新兴工商利益集团的捆绑之上。
东南新军只知有陈帅而不知有朝廷，并非虚言。
市舶之利、特区之富，养活着庞大的军队和依附体系。
这一切，岂是一纸诏书就能剥夺的？
张居正看得很清楚，他与陈恪之间较量的关键，在于“势”，在于“名分”，也在于彼此行动“度”的把握。
陈恪不能反，至少不敢轻易反。
他的一切权力来源，无论多么独立，在法理和道义上，依然挂着大明靖海侯的头衔。
扯旗造反，就是自绝于天下士民，其麾下也未必人人愿意跟随。
但，这只是“不能反”，并非“不会反”。
如果有人，尤其是中枢，逼他反，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朝廷举措失当，给陈恪造成了鸟尽弓藏的强烈危机感，那么，以陈恪的性格和手中掌握的力量，他绝不会坐以待毙。
届时，即便东南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即便有人不愿跟随造反，但只要陈恪核心的军事集团决心抵抗，一场席卷东南然后波及全国的内乱便不可避免。
这绝非张居正想要的结果。
因此，张居正压下了朝中这些激进的声音，并未采纳，也未公开反驳。
他依然坚持自己既定的策略：先中央，后地方；先巩固自身绝对权威，彻底消化高拱倒台后的政治红利，将朝廷各部院、言路、乃至宫廷内侍的力量牢牢掌控在手，打造一个铁板一块、如臂使指的中枢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持续对东南进行政治、经济、舆论上的渗透、分化和施压，用软刀子慢慢割，而不是寄望于一次冒险的擒首行动。
他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
他相信，时间站在他这边。
随着中枢权威的彻底树立，新政的逐步推行，国家财力的增强，他对地方的控制力会越来越强。
而陈恪偏处东南一隅，看似强大，实则孤立。
只要持续派遣得力官员渗透其官僚体系，在舆论上将其塑造为拥兵自重的负面形象，久而久之，其内部必生隙罅，其外部支援必将减少。
待到时机成熟，或可迫其屈服交权，或可寻其错漏一举成擒。
所以，对于陈恪一封比一封激烈的奏疏，张居正指示内阁，一律以套话批复，不予实质回应，既不激怒，也不让步。
他要冷处理，让陈恪的拳头打在棉花上。
同时，他加速推进对高拱余党的清理，用铁腕向天下证明，谁才是这个帝国现在真正的主宰。
万历元年的秋天，就在这种诡异的平衡与暗涌中缓缓流逝。
北京诏狱中的高拱，命运已然注定。
东南杭州的陈恪，奏疏的笔墨一次比一次浓重，目光也一次比一次幽深。
然而，棋局对面执子的人，从来就不习惯在别人划好的格子里行棋。
当张居正全神贯注于巩固中枢之时，他或许下意识地忽略了一个事实：陈恪的名字，从未与循规蹈矩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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