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4章 春归何处（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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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雨细如愁，湿了草北屯新绿的柳枝。曹大林披着蓑衣，蹲在父亲坟前，手里的纸钱燃起幽蓝的火苗，在雨雾中明明灭灭。石碑上“曹德海之墓——一个山里人”几个字被雨水冲刷得发亮，像是刚刻上去一般。

“爹，合作社一切都好。”他低声说着，像是汇报工作，“去年分红比前年多了两成，‘山海一号’通过了欧盟有机认证，能出口欧洲了...小守山期末考了第一名，老师说这孩子聪明，像您...”

话没说完，喉咙就哽住了。父亲走了三个月，曹大林总觉得心里空了一块。开会时下意识看向主位，吃饭时多摆一双筷子，夜里听见咳嗽声会惊醒...可那个位置总是空的，那双筷子总是凉的，那咳嗽声只是风过屋檐的呜咽。

纸钱燃尽了，灰烬在雨水中打着旋儿沉下去。曹大林站起身，腿有些麻，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被身后伸来的一只手扶住了。

是吴炮手。老猎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提着个竹篮，里面装着几个青团、一壶酒。

“我来陪你爹说说话。”吴炮手的声音沙哑，“你先回去吧，合作社今天不是要开春耕会吗？”

曹大林点点头，走出几步又回头。雨幕中，吴炮手蹲在坟前，背影佝偻得像棵老树。两个老人斗了一辈子嘴，却是最知心的朋友。如今一个在土里，一个在土上，隔着墓碑说话。

回到合作社，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主位空着，没人去坐——那是曹德海的位置，虽然人不在了，但大家心里还给他留着。

曹大林在旁边的位置坐下，清了清嗓子：“开会吧。”

春耕会是大事。山海联盟如今有十二个屯子、三千多户、上万亩地，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关系到一整年的收成。往年都是曹德海主持，老人心里有本账，哪块地肥，哪块地瘦，哪个品种耐寒，哪个品种抗病...清清楚楚。

今年没了主心骨，会开得有些乱。各屯都想多种值钱的作物，争肥料、争水源、争技术员...吵吵嚷嚷，像一锅沸水。

王经理拿着计算器噼里啪啦地算：“按市场需求，人参、蓝莓、木耳都得扩种，可咱们的耕地就这么多...”

“那就开荒！”黑水屯的李卫国——李大山的儿子，如今是黑水屯合作社的负责人——年轻气盛，“北坡还有几百亩荒地，开出来种蓝莓，一亩能挣两千！”

“不能开荒。”曲小梅立刻反对，“曹叔生前说过，要保护生态，林地一寸不能动。”

“人都没了，还守着老规矩？”有人小声嘀咕。

会议室瞬间安静了。所有人都看向曹大林。

曹大林没说话，起身走到窗前。雨还在下，远处的北山笼罩在雨雾中，朦朦胧胧的。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山...海...”

“不开了。”他转过身，声音不大，但很坚定，“爹定下的规矩，不能破。地不够，咱们想办法提高单产，搞立体种植，搞林下经济...办法总比困难多。”

会散了，人走了，会议室里只剩下曹大林和曲小梅。雨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单调的声响。

“曹哥，”曲小梅轻声说，“我知道你难。曹叔走了，大家都看着你，你得扛起来。”

曹大林苦笑着摇摇头：“我哪有爹那两下子。他就像...就像定海神针，有他在，大家心里踏实。现在针没了，海就晃荡。”

“可针还在啊。”曲小梅走到墙边，指着那幅山海联盟地图，“曹叔把根扎在这儿了，扎在每个人心里了。你看，”她的手指划过那些红线，“从草北屯到青海湖，从渤海湾到长白山...这些都是曹叔留下的。只要这些线还在，针就还在。”

曹大林看着地图，那些红线像血脉，连接着山川湖海，连接着人心。他忽然明白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山连山，水连水，人心连人心。”

春耕开始了。没有开荒，但办法确实想出来了。曲小梅带着技术团队，搞起了“立体种植”——蓝莓树下种蘑菇，人参地里套种矮秆豆类，海带养殖区混养海参...一块地当两块用，效益反而提高了。

更让人惊喜的是小守山。孩子九岁了，放学后就往试验田跑，跟着曲小梅学技术。他眼尖，心思细，有次发现蓝莓叶子发黄，大人们都没在意，他却坚持要检测土壤。一查，果然是缺铁。及时补救，救了一片蓝莓园。

“这孩子，”吴炮手摸着孩子的头，“有他爷爷的灵气。”

谷雨那天，合作社收到一封特殊的信。是从台湾寄来的，繁体字，竖排版，信封已经磨损，像是辗转了很久。

信是一位叫林文渊的老人写的。他说自己是1949年随军去台湾的东北人，老家就在草北屯隔壁的靠山屯。在台湾的报纸上看到山海联盟的报道，看到了曹德海的名字。

“德海吾弟，”信里写道，“如果我没记错，你应该是曹老叔的儿子。我与你父亲同龄，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1948年秋，我离家时，你父亲送我到村口，塞给我两个烤土豆，说‘路上吃’。这一别，就是四十五年...”

信很长，写了六页纸。写对故乡的思念，写在台湾的艰辛，写梦里常回长白山，醒来枕巾湿一片。最后，老人说想回家看看，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亲人，不知道家乡变成什么样了。

曹大林看完信，心里沉甸甸的。他问吴炮手：“吴叔，您认识这个林文渊吗？”

吴炮手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又看，突然一拍大腿：“林文渊！我想起来了！靠山屯林老四的大儿子！1948年走的，说是去当兵，后来就没信了！他爹临死前还念叨呢...”

“他还活着，”曹大林说，“想回家。”

这事很快传开了。靠山屯的老人们都记得林家那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写得一手好字，会吹笛子。他走时十九岁，现在该六十四了。

“接他回来！”靠山屯的老支书拍板，“不管他在台湾混得好不好，都是咱们的人！”

但问题来了：怎么接？台湾那边还没开放探亲，手续复杂，费用也高。而且林文渊信里说，他在台湾过得并不好，退伍后开个小杂货铺，勉强糊口，恐怕出不起路费。

“联盟出钱。”曹大林说，“爹生前常说，走散的亲人，能找回来一个是一个。”

王经理算了笔账：从台湾经香港到大陆，再转车到东北，来回机票、食宿，加上办手续的费用，差不多要一万块钱。在1993年，这不是小数目。

“从公积金里出。”曹大林很坚决，“钱可以再挣，人错过就没了。”

手续办得很慢。两岸刚刚开始民间往来，一切都在摸索中。信寄去了，回信要等一个月；材料准备了，审核要等两个月...眼看春天就要过去，夏天来了。

六月，荔枝红了的时候，终于有了消息：林文渊可以回来了，七月初到香港，再从深圳入境。

曹大林决定亲自去接。他带着靠山屯林家的一个侄子——林文渊的堂弟林文山，五十多岁，老实巴交的庄稼汉。

出发前夜，春桃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掉眼泪：“大林，你去那么远...小心点。”

“没事，”曹大林安慰妻子，“就是接个人，接了就回来。”

“我...我梦见爹了，”春桃抹着眼泪，“爹说，让你把事办好，别丢山里人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