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1章 彻底放开海禁？（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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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校的目光越过一众勋贵，落在了文官队列中的户部尚书毕自严身上，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毕爱卿，你是户部尚书，执掌天下钱粮户籍，就由你来说说我大明的海禁政策吧！”
海禁政策？陛下想干什么？还来？刚刚经历了“合股远征”的冲击，现在又提起这个敏感话题，许多文官心里咯噔一下，隐隐感到不安。
毕自严心头一凛，但也不敢怠慢，出列躬身，清晰陈述道：
“回陛下，我朝海疆政策，自太祖皇帝立国以来，为防范沿海残元势力与张士诚、方国珍旧部勾结，滋扰地方，兼有倭寇不时侵扰，故而定制‘片板不许下海’，严格实行海禁政策，除官方朝贡体系外，严禁民间私通海外。”
他顿了顿，继续道：“此策沿袭百余年，然民间趋利，私贩不绝。至嘉靖年间，因海禁极严，沿海商民无以谋生，遂铤而走险，巨寇如王直、徐海等勾连倭夷，酿成嘉靖大倭乱，荼毒东南数省，军民死伤惨重，朝廷耗费军饷数百万两，历时十余年才堪堪平定。。
故此，至隆庆先帝时，为弥补国库空虚，缓解沿海矛盾，遂开海禁，指定福建漳州月港为唯一民间贸易口岸，允许民间商船申领‘引票’出海，仅通东西二洋，不往倭国每船按货值征税，此举每年可为朝廷增收数万两白银，走私之风也大为收敛。”
朱由校静静听完，手指轻轻敲击着御座扶手，发出笃笃的轻响，他目光扫过群臣，问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所以，依毕爱卿所言，实行海禁，初衷是为了防范海盗、倭寇，保境安民，对吗？”
“是，陛下！”
“那朕想问，这海盗、倭寇，防住了吗？为何嘉靖年间，反而愈演愈烈，直至酿成席卷东南的大患？”
殿内顿时一片寂静。防住了吗？那肯定是没防住啊！要是防住了哪来的嘉靖朝十余年的倭乱，又哪来如今的海寇占据大员。
众臣不语，只是一味的沉默。
这沉默背后，是难以言说的复杂现实，许多大臣心里都清楚，海禁政策能延续两百多年，究其原因远比单纯的防范倭寇要复杂的多。
一方面，大明的士绅大族，其本质属于“地主与官僚”。而农业作为大明立国之本，自然也是他们财富和权力的根基。
一旦彻底开海，巨大的贸易利润必然会刺激民间“弃农从商”，大量农民、劳动力脱离土地投身海外贸易，导致土地抛荒、地租下降，这直接损害了整个士绅地主阶层的经济命脉。
而更深一层看，农业经济的核心是“稳定”，是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便于管理和征收赋税；而商业贸易的核心则是“流动”。
士绅们从心底认为，民众一旦脱离土地四处经商，会变得“难以管控”，既不利于推行礼教教化，也可能滋生流民、海盗等不稳定因素，动摇他们的统治基础。
更何况，东南沿海那利润惊人的走私贸易背后，站着的何尝没有他们自己，或者他们所属派系、乡党的影子？
许多士绅家族本身就是大海商的幕后东主，官商勾结，垄断贸易。而海禁政策在事实上极大地减少了竞争对手，而且走私还不用给朝廷交税！
但一旦开海，朝廷必定设立官署征税，习惯了将巨额利润尽数纳入私囊，谁愿意把自己兜里的银子白白分出去？所以对开海之事非常抗拒。
再加上明中后期党争激烈，任何政策调整都可能成为攻讦的借口。为了避免“授人以柄”，多数官员不愿推动开海这类争议性极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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