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8章 意识之辩（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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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但知诵经读史，不屑言利，更鄙夷商贾末业；朝廷但求守成安民，不思拓远。于是，天下之大，竟不知有殷洲；四海之广，竟容西夷横行！”
熊廷弼一时语塞，陛下所言虽与他固有认知相悖，可西夷实打实的成功，却让他无从辩驳。
李李邦华思索着，语气带着几分迟疑：“陛下，臣以为，此乃文明之异。我大明立国根本在农，讲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安土重迁，循环往复，所求在‘稳’。
西夷濒海小国，地狭人稠，赖以生存者，贸易与航海也，故其天性逐利而动，冒险远出，所求在‘变’。我朝物产已丰，何必效彼险中求财？
“物产已丰？”朱由校反问，指向那份南洋之战的缴获清单，“李爱卿，我大明太仓岁入，比之西班牙从殷洲一年所获如何？我北边九镇年饷，比之西夷一艘满载金银之帆船价值如何？
‘稳’固然好，然当西夷掠得巨万资财，以此铸炮造船，武装其军，今日可掠殷洲土民，明日便可掠南洋藩属，他日兵锋若再强几分，是否便要掠我大明沿海？
届时，敢问李大人，我大明，是以仁义道德退敌，还是以坚船利炮御侮？《司马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若一味守义避战，视海外之利如敝履，视西夷之强如无物，迟早要引火烧身！”
他环视众臣，语气愈发犀利：“朕看，这根本之弊，或许不在财力多寡，不在勇气有无，甚至不在舟船技艺。而在于‘观念’二字！”
“我朝士人，自幼习读经史，沉浸于仁义礼智、修齐治平之内向伦理，于天文、地理、格物、经济等外向实学，往往视为末流。朝廷决策，多虑中原安否、边墙固否，视万里海疆为天然屏障，而不思开拓。”
儒家有言：‘王者不治夷狄’，‘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此种观念，于大陆守成或可，于大航海之世，则成桎梏！别忘了，我华夏先祖，亦是从逐鹿中原、开疆拓土而来。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天下’，难道就仅限于我大明现有疆域？
殊不知，当吾等仍以天朝上国自居，以为四海之外无非蛮荒时，西夷早已驾船持炮，按其弱肉强食、利益至上的法则，重新划分这个天下的疆域与财富了！彼之天下，已非我典籍中所载之‘天下’矣！
朱由校的一番话，如惊雷般在众臣心中炸开。
王象乾、袁可立这样阅历丰富的老臣，感受到的是一种时代洪流扑面而来的窒息与紧迫。
他们陷入了更深的沉默，脸上满是困惑与思索。在他们固有的认知里，“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争与扩张必然伴随巨大损耗，与民休息才是治国正道。
明代时候的儒家文化，因为统治者的需要，强调“向内求索”，注重内政的稳固与民生的安定，对海外的探索与掠夺这种不确定的事情，向来有种下意识的排斥。
可朱由校抛出的现实，却彻底打破了他们的认知：西夷通过战争与开拓，不仅没有损耗国力，反而掠夺了巨额财富，反过来支撑其进一步的扩张。
直到此刻，他们终于隐约意识到，大明现在所面对的，或许不仅仅是几个西夷强盗，而是另一套全然不同的、充满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文明生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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