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9章 《故土之心》（2 / 2）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三份铁盒史料的影印件、三位幸存者的证言录像、十分钟样片。
预售电影节播放权。
3.导演绑定
首选朱塞佩·托纳多雷。
理由：他的《天堂电影院》讲的就是个人记忆与时代创伤。
而且意大利电影界正在反思殖民历史。
“如果托纳多雷不接呢？”顾家辉问。
“那就找贝托鲁奇+是枝裕和组合。”
赵鑫写下第二个名字，“贝托鲁奇擅长宏大历史叙事，是枝裕和擅长静默中的伤痛。两人联合执导，本身就是话题。”
黄沾笑了：“你这是把电影当政治工程做啊。”
“因为这件事本来就是政治。”
赵鑫神色严肃，“日本右翼媒体，已经开始攻击《槟城空屋》了。如果我们继续单打独斗，片子可能都出不了香港。但如果是‘意大利大师执导、法国公司制片、三大电影节力推’的国际项目，禁映的压力，就会随之分散。”
周慧芳终于明白了：“你是用国际合拍来转嫁风险？”
“也是扩大声量。”
赵鑫说，“一个香港导演拍南洋历史，只是‘地方故事’。但如果是国际团队拍，就是‘人类共同记忆’。我们要让这段历史，变成世界不得不听的声音。”
1980年10月7日，香港大学陆佑堂。
史料验证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像一场小型审判。
长桌上摊开着铁盒里的全部内容：
四十七张照片、七本笔记、三卷磁带、十二份官方文件、三十八封家信。
五位历史学者，戴着白手套，用放大镜一寸寸检视。
许唯正教授负责主持。
这位六十岁的老学者，专门研究南洋华人史。
但在看到工资单原件时，手还是忍不住地颤抖。
“19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欧洲职员月薪300盾，华人职员45盾，土著劳工8盾……”
他念出声来，声音苦得发涩，“这差距不是经济层面的，是种族层面的。45盾的华人职员，可能比300盾的欧洲职员学历更高、能力更强，但就因为肤色……”
“更残忍的是这个。”
许鞍华推过来一份文件，“1932年英属马来亚的《华人职业限制令》，明文禁止华人从事二十七种职业，律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教师。也就是说，一个华人孩子在南洋，从出生就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当医生救死扶伤，不能当律师主持正义，不能当教师传授知识。他的天花板，在娘胎里就定好了。”
一位英国籍学者皱眉：“但这符合当时的殖民逻辑。大英帝国在所有殖民地，都实行类似的种族分级。”
“所以才是系统性的恶。”
赵鑫开口，“不是某个监工个人残暴，是一整套制度告诉你：你是次等人，你的子孙永远是次等人。你劳动创造的财富，养肥的是把你当牲口的人。”
会议室安静下来。
另一个学者拿起那叠照片：“这些‘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研究殖民史三十年，见过‘土著不得入内’，见过‘黑人不得入内’，但把‘华人’和‘狗’并列的，第一次见。”
“因为华人，是最危险的殖民地人口。”
许唯正推了推眼镜，“土著可以被‘教化’，黑人可以被‘管理’，但华人有自己的文明、文字、社会组织。他们既能创造财富，又可能团结反抗。所以殖民者的策略是：极尽利用，极尽羞辱。既要你干活，又要你记得自己是条狗。”
许鞍华按下录音机。
磁带转动，传出周阿福苍老的声音：“……阿爸死后，我去矿场讨说法。荷兰经理说：‘按照公司条例，华工意外死亡，抚恤金是三个月工资，你父亲月薪8盾，共24盾。但要扣除他损坏的工具费5盾，实际发19盾。’我问：‘什么工具？’他说：‘鞭子。打你父亲的那根鞭子，沾了血，不能用了。’”
录音里，老人停顿了很久。
久到以为磁带断了。
然后他说：“我接过那19盾。硬币上，沾着我阿爸的血。”
会议室里，有人摘下了眼镜。
许唯正深吸一口气，在认证报告上签下名字。
“所有史料，经鉴定均为真实。建议尽快数字化保存，原件移交档案馆。”
赵鑫问：“许教授，这些内容如果拍成电影，学界会支持吗？”
“不是支持，是必须。”
许唯正看着铁盒，“历史学研究，最终要回答一个问题：人为何如此对待同类？这些史料，就是那个‘为何’的答案之一。电影如果能把这个答案讲透，就是在替历史学，完成它最该完成的工作，不让曾经的苦难白费。”
10月15日，罗马。
朱塞佩·托纳多雷的工作室里，赵鑫和许鞍华摊开了所有材料。
二十九岁的意大利导演，刚刚凭处女作获得好评。
正在寻找下一个项目。当他看完铁盒史料的影印件后，沉默了许久。
“所以，”
他终于开口，英语带着西西里口音，“这不是一个关于战争英雄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人如何被剥夺尊严，又如何试图找回尊严’的故事。”
“更准确地说，”
许鞍华纠正，“是关于‘当你的尊严在出生地，就被系统性剥夺时，那个遥远的‘故国’对你意味着什么’。是绝望中的稻草，还是真实的希望？两者都是？又或只是一场集体幻觉？”
托纳多雷走到窗前。
窗外是罗马的老城区，夕阳给石头建筑镀上金色。
他的故乡西西里，也曾是移民输出地。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