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28章你想好了吗（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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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砚看着李总的眼睛，沉默了两秒。

“李总，我没办法保证。”她说，“法律诉讼本身就有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律师都不会给你百分之百的胜诉承诺。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苏砚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这场官司我不会输，不是因为我有必胜的把握，而是因为我输不起。一个人输不起的时候，往往会赢。”

李总看了她几秒，忽然笑了：“苏总，你这个人有意思。上一个跟我说‘输不起’的创业者，后来真的没输。行，我跟合伙人商量一下，下周给你答复。”

苏砚站起来，跟李总握了手，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四点钟，陆时衍的车准时停在了写字楼门口。

苏砚拉开车门坐进去，发现副驾驶座上放着一束花——不是什么名贵的花，就是路边花店里常见的那种小雏菊，白色和黄色相间，用牛皮纸包着，简简单单的。

“送你的。”陆时衍说。

苏砚把花拿起来，放在鼻子前面闻了闻，没什么香味，但看着很舒服。她把花小心地放在后座上，系好安全带。

“现在可以告诉我去哪了吧？”

“到了你就知道了。”

陆时衍开车穿过市中心，上了高架，往城外开。苏砚看着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住宅小区，从住宅小区变成农田和空地，最后车拐进了一条两边种满梧桐树的老路。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黄了，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挡风玻璃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车停在一个老旧的居民区里。陆时衍下了车，苏砚跟着下来，四顾看了看——这里的房子都是那种九十年代建的多层住宅，红砖墙，铁窗框，外墙的水刷石已经脱落了大半。小区的空地上有几棵老槐树，树下摆着几张石桌石凳，几个老头老太太坐在那里晒太阳、打牌，看见有车开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打牌。

“这是哪？”苏砚问。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陆时衍说。

苏砚愣了一下。她认识陆时衍这么久，从来没听他提起过小时候的事。在她的印象里，陆时衍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他好像生来就是那个站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的金牌律师，没有童年，没有青春，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不值一提的陈年旧事。

陆时衍带着她走进一栋楼，爬了四层楼梯，在一扇斑驳的防盗门前停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不是那种崭新的、刚从五金店配回来的钥匙，而是一把磨得发亮的、看起来用了很多年的旧钥匙。

“你一直留着？”苏砚问。

“一直留着。”陆时衍把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两下，门开了。

屋子里很暗，有一股久无人住的霉味。陆时衍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照出了屋里的模样——不大，两室一厅，家具很旧但很干净，像是有人定期来打扫过。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是一个中年男人、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男孩穿着一件蓝色的校服，站得笔直，脸上的表情有点严肃，像是在努力装成一个大人。

苏砚走近那张照片，看着那个男孩的脸。五官和现在的陆时衍有七分像，但眼神不一样。现在的陆时衍的眼神是沉稳的、可控的、一切尽在掌握的。而照片里那个男孩的眼神，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叛逆，不是忧郁，更像是一种……忍耐。像一个明明很疼但咬着牙不肯哭出来的孩子，眼睛里全是“我不能输”的倔强。

“那是你？”

“嗯。”陆时衍站在她身后，“十岁那年拍的。拍完这张照片三个月后，我妈就没了。”

苏砚转过身看着他。

陆时衍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苏砚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痛苦，而是一种很深的、像根一样扎在心里的空旷。那种空旷不是因为失去了什么，而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

“我妈走的那天，我爸在医院走廊上坐了一整夜。”陆时衍的声音很平静，“他没有哭，没有喊，就那么坐着，眼睛看着对面的白墙，像一尊雕塑。第二天早上，他站起来，去办完了所有的手续，然后带我回家。路上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时衍，从今天起，就咱们爷俩了。’”

他顿了顿，走到阳台上，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楼下梧桐树叶子的沙沙声。

“从那以后，我爸变得很沉默。他每天早出晚归，拼命工作赚钱供我读书。他不跟我谈心，不问我开不开心，不在家长会上出现。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每个月按时把生活费打到我卡上，雷打不动。我考上大学的那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句话——‘好好学，别给陆家丢人。’然后挂了。”

陆时衍转过身，靠着阳台的栏杆，看着苏砚。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把他的脸藏在阴影里，但苏砚能看到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一种更亮的东西。

“我后来才明白，他不是不想跟我说话，是他不会。”陆时衍说，“他自己从小就是孤儿，没有人教过他怎么做父亲。他唯一会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痛苦都吞进肚子里，然后把自己变成一台赚钱的机器。他觉得只要我不缺钱，我就不会受苦。他不知道，我最需要的不是钱。”

苏砚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伸手握住了他的手。

“所以你学了法律？”她问。

陆时衍点了点头：“我想弄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随意地伤害别人，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我小时候觉得，法律就是用来惩罚坏人的。后来我才知道，法律没那么简单。法律不是用来惩罚坏人的，法律是用来划定边界的。边界之内，你可以做任何事；边界之外，你不可以。而律师的职责，就是帮人守住那条边界，或者——帮人悄悄地挪动那条边界。”

他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是一个自嘲的笑。

“我以前觉得我是在帮人守住边界。后来导师出事之后，我才发现，我其实一直在帮人挪动边界。只不过以前挪的是‘好人’的边界，帮他们把边界往外推一点，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导师挪的是‘坏人’的边界，帮他们把边界往里缩一点，让他们可以更肆无忌惮地伤害别人。”

苏砚握紧了他的手。

“你不是他。”她说，“你永远不会成为他。”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会煎焦鸡蛋。”苏砚说，“他不会。他那种人，连煎鸡蛋都要完美，都要可控。但你不在乎。你煎焦了，你知道自己煎焦了，你皱了皱眉，但你不会因为这个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这就是你和他的区别——你允许自己不完美。”

陆时衍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楼下的梧桐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无数细碎的低语。远处有人在弹钢琴，弹的是一首很老的曲子，断断续续的，像是在回忆什么。

“苏砚。”

“嗯。”

“我想让你来这里，是想告诉你一件事。”陆时衍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怕惊动什么，“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带任何人来过这里。薛紫英没有来过，我律所的合伙人没有来过，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来过。你是第一个。”

苏砚的眼眶忽然有点热。她使劲眨了眨眼，把那点没出息的东西压了回去。

“为什么是现在？”她问。

“因为昨晚你说你怕输掉我。”陆时衍说，“我想让你知道，你输不掉。不是因为我很完美，而是因为我很不完美。我有太多的伤、太多的疤、太多的不愿意跟人说的东西。这些东西堆在我心里，像一座垃圾山，我自己都懒得去翻。但你来了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翻一翻。也许翻出来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至少，不用我一个人扛着了。”

苏砚没有说话。她伸出手，抱住了他。

她抱得很紧，紧到左手臂上的伤口隐隐作痛，但她没有松手。陆时衍的手慢慢抬起来，放在她的背上，轻轻地拍了两下，像在哄一个小孩。

阳光从阳台外面涌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客厅的水泥地面上，一个长一个短，像两条平行的线，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交汇在了一起。